制表大师VS手表——共性与个性的手表辩证

石上清泉 · 发表于 2010-10-12 22:54

在电脑中翻出几年前下载的一篇文章，转帖在这里：

英超联赛“红魔”曼联队的当红前锋鲁尼曾在生日时收到一份特别的礼物——一枚弗兰克·穆勒（Franck Mueller － FM）手表。这是其女朋友的“特别创意”，手表价值1.5万英镑。

FM这最近几年很是红火，作为独立制表大师，他在作品的设计与制作上可谓个性夸张，甚至达到疯狂的地步。一般来说他的招牌是变形后酒桶表壳、色彩纵横的鳄鱼表带。其中的一个系列“疯狂时间”更是让顾客在目瞪口呆之后“疯狂”地接受：1到12点之间的时标被全部打乱，数百年来有序的时间成为一堆混沌——如同在上演诺贝尔得主、耗散结构论者伊里亚·普里高津的《从混沌到有序》，针指也一改昔日温文尔雅的“循序渐近”，疯狂地以跳时的方式指明时刻。

以足球前锋的身份与性格，与FM风格的手表相遇，似乎为天作之合。之所以说这是其女友的“特别创意”，那是因为明星一般会不断地代言一些手表品牌，所戴之表由表商安排，很难按自己的心意去选戴手表。

Andersen时代的另类

独立制表人在表界的出现，意味着与大表商“流行趋势”的对立与互补。各大名牌表商每年推出的手表总会构成大众潮流，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跟着潮流走，所以独立制表人有他们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因为他们提供个性。按照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古典主义与现代主义是以“创造”为生活的价值，而消费社会则以“消费”作为存在的意义。如何在茫茫人海间找到自己的身份与个性？那就是消费一些个性化的数量极少的产品。但在我看来当大多数人都有追寻个性的时候，“个性”又变成了一种庸俗的潮流。存在主义说存在的本质就是乏味，而我说不管共性还是个性，率性就好。

“独立制表人协会”（AHCI）全名是——“ACADEMIE HORLOGERE DES CREATEURS INDEPENDANTS”字面意为“独立的具有创造力的制表师协会”，它的创立者是Svend Andersen是“疯狂时间”Franck Muelle的老师。Andersen1942年生于丹麦，最早于Padborg的一位表匠处接受制表艺术的启蒙，之后获得皇家丹麦技术学院的制表专门学位。1963年他到瑞士加入Gubelin公司，被指派的工作都是修表之事，他提出许多改善制表技艺的建议，理所当然，都被拒绝了，“我们是聘你来修理，不是来发明的。”部门负责人耸耸肩膀。Andersen急切地想对世人展示他的制表才能，于是别出心裁制造了著名的瓶中钟（clock in a bottle）：先是制造特用的细长制表器具，然后利用这些工具穿过瓶颈，组合出一只怀表般大小的机芯，1969年公开展出，为他赢得了“不可思议的手表制造商”的赞誉，也替他带来一份令人羡幕的Patek Philippe（百达翡丽）复杂机芯部门的聘书。

PP在制表商中作为最高级的独立制表商纵横全球，当然也以个性见称，但Andersen仍然不满意，1979年他创立了自己的工作室，Patek Philippe变成了自己的客户；而1983年收了另一位制表天才Franck Muller担任自己的学徒；接下来就是1985年创立了AHCI。瓶中钟成为Andersen的另一个同义词，可惜的是它不能被戴在腕上。

个性，AHCI追求的正是个性，每年各大表商都会去找到这个团体寻求一些更新的创意，结果又是：个性的普及化又让它成了共性。《圣经》说了，太阳底下无新事。

但我们还是要提一提另一个独立制表人homas Baumagarther，他出生于制表世家，他曾在IWC（万国）表厂工作，也曾向制作机械活动人偶的大师Francois Junod学习过。他的弟弟Felix Baumgarther也是个制表天才，受邀独立制表大师Svend Andersen工作室效力过，成为Svend Andersen的得意门生。而Martin Frei则是个游走于纽约、苏黎世和日内瓦的艺术家、设计师与电影制片人。这三个独立特行的的年轻人加在一起，于一九九五年创立了独立制表人品牌Urwerk。

达达主义在纽约的首领杜象（Marcel Duchamp）曾经质疑过手表在两百年之后的样子，我们当然不知道一百年后手表的样子，但Urwerk创作的手表，似乎在开始回答杜象的疑问了。著名的Ur103 wheite-gold-engravad就是这个独立品牌的作品，这款表几乎没有表盘，至少看上去没有表盘，细长而圆弧形的显示区域被紧紧地压到了表盘底部，毫不起眼，而十二点钟位置的大表冠也被压缩到只剩下一小部份，于是，整块表看上去就是片空空如也的空白，象冬天的大地一样的空白……如果你是一个形式主义者，这款表适合你的个性，不过，你未必能找得到——这就是制表大师人对欲望与个性的戏弄。

石上清泉 · 发表于 2010-10-12 22:55

共性与个性的黄金分割

说到现在，这些独立的制表大师还是与Svend Andersen有关，他影响了不止一个时代。我们还是来讲另一个制表大师吧，Peter Speake-Marin如何？

1968 年出生於英格兰的 Peter Speake-Marin在1985年进入伦敦的Hackney Technical College 技术学院研修，两年之后获得英国钟表机构 BHI 的技术认证。毕业后他来到瑞士钟表重镇纳莎泰尔 Neuchatel 的著名钟表学校 WOSTEP 继续修炼技艺，再次毕业后他成了古董表修理师，修理了整整七年的古董表。我们看到，所有天才的独立制表大师们都曾干过修理师，就象耶酥在成圣之前要先在大地上无穷无尽地行走。到了2000年，32岁的 Peter Speake-Marin终于忍不住在离瑞士洛桑不远的 Rolle 小镇成立自己的工作坊（员工只有他自己与太太），取名为 The Watch Workshop。现在陀飞轮满天飞，但当时轮飞陀仍然是制表中最复杂的工艺，所以 Peter Speake-Marin选择制作陀飞轮开始自己的事业。他成功了，独立作出了自己个性，比如直线条销削的将官式表耳和壮硕的表冠，搭配怀古意味浓厚的圆润表身，融会出隽永耐看的整体造型。

我们且不去说他的第一只表，纯手工雕花银质面盘的The Foundation Watch，也不去说他的第一只上市手表 The Piccadilly，光是Piccadilly Shimoda就很有趣，它是一只以单针指示时间的作品，媒体如是评价：“一开始这只手表是一个名叫 Shimoda 的日本人所定制的独特表款，后来量产时就以这位顾客的名字来命名。除了Piccadilly的共有特色外，源自最古老指示时间方式的单指针设计格外让 Piccadilly Shimoda 增添古意盎然的优雅气息，也平添游戏时间的幽默情趣。”

此评并不为过——在个性与共性之间，Peter Speake-Marin找到了一个黄金分割点。

大师与达文西
　　独立制表大师总会与个性联系在一起，而知名表商们则共性更多一些，太多的个性让你的眼睛发困审美发慌，有时看一看更符合大众品位的主流表，也许更多一份“世俗的亲切”。在个性横流的时代里拥有共性——这也许才是高意义上的“个性”罢。

　　我们来看看万国表（IWC）的制表大师克劳斯（Kurt Klaus）。多年前法国某家法国钟表杂志排出的十位当代世界制表大师名单上，年过七十的Kurt Klaus榜上有名。他二十二岁时进入万国，至今为万国工作了五十年。在远离瑞士制表圣地侏罗山的瑞德边境沙夫豪森州，Kurt Klaus推出了将万年历、陀飞轮、月相、三问报时合为一体的顶级复杂手表，其名为“沙夫豪森战驹”。

在显赫的万国成长并作出惊人贡献，Kurt Klaus早在1985年就创制了“达文西自动万年历腕表”（中国一向把达文西译为“达芬奇”），让表坛震惊。那么，这个平易近人而喜欢遛狗的制表大师自己戴什么表呢？一枚达文西系列的陀飞轮万年历计时码表是他的腕上之饰，不为什么，就因为他是这枚腕表的创作者。

——在个性与共性的博弈中，不曾去分别个性或共性，那才是安静地生活在物质与精神之间的最后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