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朗格的一段介绍

buttercup · 发表于 2010-10-29 09:02

朗格
瑞士名表当道，一般人不会对来自德国萨克森的品牌抱持太大期望，也不会预期A. Lange & Sohne所带来的兴奋情绪居然能持续十年以上。事实上，没有人 (至少在德国) 预料到一个死而复生的德国高级表品牌会再度发展，犹如浴火重生的凤凰。这个品牌所掀起的热潮，不仅席卷了曾经拥有A. Lange & Sohne的腕表收藏家与怀旧的萨克森人，也包括了世界各地收藏不同顶级作品的表类收藏家。

朗格创始人Ferdinand Adolph LangeA.Lange & Sohne复出引起国际间的正面回响，最令人料想不到的，则是向来是制表重镇的瑞士。另外，特别锺爱手工精致且有独特收藏价值钟表的意大利人，也张开双臂欢迎Ferdinand Adolph Lange的后裔。还有美国，全世界钟表收藏家与爱好者最多之处，所有先知先觉的人都争先恐后地收集这些德国机械瑰宝。

朗格偏好四分之三板机芯在推出Lange 1 Time Zone以后，A. Lange & Sohne显得沉寂了一阵，后来在2005年秋天推出了Tourbograph「Pour le Merite」，这是一只连接了过去与现在的手表，它使用了1994年A. Lange & Sohne首枚陀飞轮表的名字、擒纵结构以及芝麻链传动。另外也推出了分秒双追针的Double Split表款。进化的Datograph随之而来，零件数提高到556；2006年的巴赛尔SIHH表展里展出了Richard Lange，简洁的风格与複杂功能表款大相泾庭。

2004年A. Lange & Sohne在格拉苏蒂买下的古老的啤酒厂，然后将之改装，估计从2008年开始，这个曾经充满着浓烈酒香的厂房就会成为重要的制表基地。但A. Lange & Sohne的产量不会因此而扩张，这个新厂房预计用来研发複杂錶款以及重要的零组件，像是A. Lange & Sohne重生十年之后才有能力製造的游丝等等，一家有制造能力的表厂，势必要在这个方面多所着墨。

创立于1845年的朗格，其实与不少有历史的品牌一样，中途都曾因各种理由而中断经营，并差点永远消失。不同的是，多数品牌是因为石英革命所造成的需求减少，视经济层面出了状况，朗格则完全是因为政治力的作祟。1945年东西德分裂，留在东德的表厂要不就消失不然就被併入VEB GUB，不过朗格创办人Ferdinand Adolph Lange直系子孙Walter Lange幸运地逃离铁幕，并等待机会复兴家族制表工艺。终于他在1990年成立了Lange Uhren GmbH，并向GUB购得A. Lange & Sohne 的商标使用权，并在当时IWC的总裁Gunter Blumlein协助下重新投入制表工业，并于1994年推出复出后的第一款腕表Lange l。而其坚持保留德国银、四分之三夹板…等，传统德国腕表的作工与对于细节特色的讲究，也让当时消费者惊艳，推出后迅速在顶级钟表市场抢下一席之地，此外，也宣告Swiss Made垄断的顶级机械表时代结束。

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除了专精钟表史的学者之外，大约不会有人关心德国的顶级钟表品牌，自二次大战之后，一连串的政治事件让德国制表重镇萨克森（Saxony）与西方世界隔绝，原本在斯地已经扎根百馀年的制表业也无法与外界互通声息。以德国在历史上曾经是欧洲强权极长时间的背景来看，这种景况几乎是难以想像的，在海权时代，制表业与各民族国家的国力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国力延伸到越大的领域，度量时间的需求就越高，那是因为最简便的经度测量方法都必须仰赖精准的计时工具，因此最早发展出制表产业的大国就是海上霸权国家大不列颠，而后则是欧洲陆上霸权法国，瑞士则佔地利及人力之便，以大量生产的优势，承接了法国在制表技术上的领先，成为迄今不坠的制表大国。更早的西班牙及葡萄牙为何不是其中的一员？观诸欧洲发展以及时计制作历史，在西班牙称霸七海的时代，携带型时计几乎不可能存在，当时的科学能力也还没有将时间、光速及经度连结在一起，或许因为如此，这两个较早发展的欧洲海权国家没有培育出制表工业。继英法霸权之后，欧洲其他地区同样需要精确时计，严格来说，任何一个幅员广阔而大一统的帝国，都必然会有着车同轨、书同文的需求。

日耳尔民族在欧洲据有土地已有时日，史家（或许只是某一派）论述德国历史时，将「神圣罗马帝国」定义为「第一帝国」；后来又有第二帝国（大致上是1871～1918年），而1933～1945年间希特勒执政时期称为第三帝国。对大多数人来说，神圣罗马帝国几乎只存在历史教科书裡，对中欧历史较为精擅者，对神圣罗马帝国这个说法有诸多解释，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就说过一句名言，「神圣罗马帝国既不神圣、与罗马无涉，更非一个帝国」；它基本上比较像是一个集合性的名词，用来解释中欧在某一段时间内的政治状态，西方史学论者多半以西元800年左右当做神圣罗马帝国的起点，而东方的史学论者常常从西元962年开始，结束的时间则约1806年，专家对神圣罗马帝国就已经有相当不同的见解，对非专研史学的人来说，更是一塌煳涂，但至少我们可以确定一点，这些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格拉苏蒂（Glashutte）镇所在的萨克森，早在14世纪就升格为神圣罗马帝国的选候国之一，当时共有七个选候国，可见当地的政治势力并不是凭空冒出来的，而有它深厚的历史渊源。既然当地有足可称为国王的人，自然有可能培育出百工百业；也因为中欧的政经情势複杂，展现国力、培植民族工业以及标定疆界都成为统治阶段希望达成的事。从1553年登基的Auguste起，萨克森选候国就收集了不少来自西欧的科学研究、天文观测以及日晷等仪器，随着选候国王位的传承，也渐渐发展出当地的天文观测以及测定时间的机构「德勒斯登数学物理沙龙（Mathematics and Physics Salon）」，但直到18世纪后期，萨克森才出现自製时计的科学家及製錶师，之前大多数的时计都来自纽伦堡或奥格斯堡等地的科学家或工匠。

书中记载，直到1767年德勒斯登数学物理沙龙主持人Johann Gottfried Kohler才开始打造第一座属于当地的钟，1801年，他的继任者Johann Heinrich Seyffert则为德勒斯登扎下了钟表制作的基础。两人都有着科学研究的兴趣及工艺制作的能力，Seyffert后来更成为萨克森选候国国王的御用制表师，但他一直受到当地製錶业者的排挤，因为他没有受过正式而足够的钟表学徒训练。既然当地有制表业者，又为何Kohler打造的钟是第一座当地的钟呢？因为当时大多数的时计结构及零件几乎都从其他地区採购，而非当地自制。

Seyffert应该是德勒斯登当地最具创造力的科学家兼制表师，他每天进行当地的天文观测任务，负责校定每天「平均太阳时」与「真实太阳时」的差距，在那个时代，全球并没有分成若干个时区，几乎每一个大城市都有自己的「当地时间」，所谓的正午（True noon）代表的意思并不是「时钟指着中午十二点」，而是太阳在城市正上方的时间。也因此，恐怕没有任何两个大城市所使用的当地时间一模一样，小区域来说这不会是问题，地域一大，时间上的矛盾就会产生，试想在电报（1837年英国人William Cooke；美国人Samuel Morse分别在英国及美国申请出专利）及快速的火车（暂且以1829年英国人Stepheson製造的产品为代表）发明之后，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联繫会有多么溷乱。Seyffert以及他的继任者Joahann Friedrich Schumann全力鼓吹标准时间的重要性，让后来萨克森选候国国王Anton在1828年宣布境内所有时钟必须採用统一的标准时间，不但建立了时计的普遍性需求，也间接让德勒斯登附近的格拉苏蒂成为德国传统制表重镇。

德勒斯登数学物理沙龙事实上也是当地制表师的摇蓝，以Seyffert为例，虽然他的职位是沙龙主持人，但也负责供应钟表给萨克森皇族以及探险家，后者身负为选候国拓展疆土及宣扬国威的任务，经常必须利用精准的时钟及仪器测定疆界的经度，从千万里外的英法或瑞士订制精密的擕带型时计（钟或是怀錶）总是缓不济急，能有德勒斯登自製的钟表较为便利。继任者Schumann也有制表能力，同时栽培了一群学徒，其中一位名为Johann Christian Friedrich Gutkaes，此人与朗格有极密切的关係，他是格拉苏蒂制表之父F.A. Lange的岳父；妙的是，Gutkaes本身也因为跟随Schumann制表，得到他的赏识，娶了恩师的女儿为妻。

综览世界制表史，Seyffert虽然不能与英、法及瑞士的知名制表师平起平坐，但对德系传统来说却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时德勒斯登的表还鲜少追求复杂功能，仍然必须追求精准与报时（问表）等两项主要功能，他制作的时计在精准度上得到了萨克森探险家及君王的认可，结构虽然多半参考先进地区的优异设计，但也有他自己的创意。也许读者会觉得介绍朗格的书却花如此多的心力介绍与朗格关联不大的制表师似乎无关痛痒，但这说明了一件事，在F.A. Lange择定格拉苏蒂镇发展制表工业之前，德勒斯登几乎是制表沙漠，虽然当地是萨克森选候国的政经中心，科学水平较之萨克森其他地区都算进步，但在制表这个产业上，表现相对落后。

理查．朗格（Richard Lange）于1845年12月17日生于德勒斯登，也正是他的父亲阿道夫．朗格开始在格拉苏蒂打造制表重镇的重要年份，小理查出世之后一直接受家庭教师的教导直到15岁为止，之后在父亲的工厂裡见习，以今日惯用的名词来说，他正是朗格制表厂的小开，见习的4年中，他培养了一身制表技术，但他擅重的，不在制表流程的实际操作，而在将各种理论用于制表之上，如果制表并非他家传的产业，那么也许他会成为一位科学家。后来他也跟随了法国制表师学习更高深的制表理论，直到1868年才重回格拉苏蒂参与家族事业，从那一年起，朗格制表厂的注册名称由〈Lange & Cie〉更改成〈Lange & Sohne〉，正式进入制表业后，理查朗格第一年着手进行制表流程改善的工作，后来的许多年裡，他更申请到数量可观的专利，大大充实了朗格的技术能力。理查．朗格的努力让朗格制表厂的业绩蒸蒸日上，原有工厂楼板面积甚至不敷使用，因此在1873年进行了扩厂计画，扩厂之后甚至开始生产高达10米的落地钟，这是当时世界上体型最巨大的量产时计，见微知着，也能瞭解朗格的产品范围拓展到更宽广的产品线上。

老朗格的另一个儿子埃米．朗格（Emil Lange）出生于1849年，他在1871年加入家族制表厂，他的专长不在制表，而在业务方面；两个小朗格恰巧形成了钟表业界最常见到的搭配，一半专司制造，另一半负责销售，这样的根基让朗格这个表厂直到第二次欧战期间仍然活跃，虽然在西半球极少听闻铁幕国家里的品牌，但朗格所制作的航海天文钟及船钟普遍出现在东德以及其他共产国家的船舰上，它的品质也可由此得到证明。在打造本土工业这一点上，埃米．朗格的看法显然是比较国际化且务实的，如果德国本土无法生产的零组件，他会转向其他国家寻求奥援，因此当时朗格制表厂与瑞士的LeCoultre（今日的积家）有着密切的合作关係，尤其在复杂功能表的零组件供应上。埃米．朗格更偏好推出安装在厚重K金表壳里的怀表，这些贵金属表壳也为当时的德国培育出数位知名的金雕师。

1876年老朗格辞世时只有60岁，幸好两个儿子已经顺利接班，由1871年开始，德国正好进入民族主义的风潮中，在1914年第一次欧洲大战爆发之前的40年，正是朗格这个纯种德系制表品牌风光的时刻。天时地利同时出现：德国的民族主义以及帝国结构让奢侈品的需求提高，也带动了朗格制表的技术层次。单纯的时计不容易吸引市场注意，这时候理查．朗格的专长发挥了效果，大量地取代了由他父亲阿道夫．朗格所传下来的複杂时计，不论是问表或是计时码表，由1870年代起大量采用查理．朗格所研发的机构。老朗格当然还是有可观贡献，像是1877年出现的德国第一个钟表相关专利，就是老朗格精心开发的跳秒结构（那一年德国的专利权主管机关才开始运作，朗格制表厂才将老朗格留下来的构结申请专利）。

到1910年代，朗格是极成功的制表厂，但它与所有位于欧洲的表厂一样，都遭遇到战争、经济萧条这些负面事件的洗礼，1914年欧战爆发之前，就已经受到格拉苏蒂当地新生品牌的挑战，分别在1904年及1908年出现的品牌「Glashutte Prazisonsuhrenfabrik Akt」以及「Nomos」就是最好的证明，这两个品牌都采用机器大量生产的机芯，或是直接进口瑞士生产的低廉机芯，装在贱金属制作的表壳里，以低价为主要诉求；先前朗格一直坚持以手工生产四分之三机板、高组装难度的机芯，当其时也无以为继，被迫推出了较低等级的产品：面盘上仍旧打着〈A. Lange & Sohne〉，但机芯上的镌印则是〈DUF〉（Deutsche Uhrenfabrikation的缩写），DUF机芯不像刻印A. Lange & Sohne产品那么费工，简略掉的部份像是以螺丝锁定的黄金套筒、使用K金补偿螺丝的摆轮，还有校正的方位数等等；ALS一贯都是五方位校正，但DUF只剩下三方位，这虽然不会省下材料成本，但会省掉很多工资，单位产量也会因而提高。无独有偶地，这并不只见于高级的德国表上，同时期许多高档瑞士品牌也同样推出双品牌制，既希望原本的高档形象不受拖累，又渴望保有市场佔有率。

德国历史在第一次欧战之后到第二次欧战之前（即1918～1940年间）可谓满目疮痍，经济严重萎缩，货币贬值的速度比俯冲的云霄飞车还快，到1920年代，朗格是格拉苏蒂仅存的一家錶厂。当时瑞士表同样遭遇欧洲经济衰退的严重影响，低价商品倾巢而出，为了继续生存下去，朗格的拥有者成立了新公司OLIW（Original Lange Internationales Werk，意即「採用国际品质机芯的朗格」），专司生产低价表，但成绩不佳，后来朗格也曾试在瑞士订制符合德国制表传统的机芯，但亦不了了之。不过OLIW的商标一直与〈A. Lange & Sohne〉并存。德国表与瑞士表还有着更大的差距，朗格还历经过一段纳粹统治时期，之后东德成为共产国家，在第二次欧洲大战结束时，朗格在格拉苏蒂所有的生产设备几乎被摧毁殆尽。事实上，在这段时间以后，朗格几乎只剩下维持最低生存需求的动能，在1990年朗格重出江湖前，它的最后一只自製机芯Cal.28.1是在1940年代晚期开发，而且并非全新设计，而是1940年代早期开发机芯Cal.48的缩小版，当时朗格内部的生产活动与整个大环境息息相关，但所有德国企业莫不如此。

在近半世纪的共产时期裡，朗格的名字有多次的变化，像是「VEB Mechanik A. Lange & Sohne, Glashutte/Sa」、「Mechanik Lange & Sohne VEB」、以及较为人所知的GUB（Glashutte Uhrenbetrieb）等，这时的朗格已经与原本体系大不相同，而像是由整个格拉苏蒂镇制表产业业者的合作生产社团。

在1990年复兴朗格的人是华特．朗格（Walter Lange），他生于1924年，也是阿道夫朗格的嫡曾孙，从他出生到重建朗格为止，家传品牌正巧也在由剥而复、否极泰来的阶段。华特出世时正逢一次欧战的经济萧条，虽然因为家学渊源而自小有学习制表的机会，但他上半辈子几希全在颠沛流离中度过，在格拉苏蒂接受小学教育、在德勒斯登完成国民教育，到奥地利完成了正式製錶课程以及学位，但回到德国时正值第二次欧战，他被徵召到前线作战，二度重伤住院，在俄国佔领的东德地区度过几年，1948年由柏林逃到西方世界，一直保持非法移民的身份（对东德而言）直到1976年东德修法，他才有机会重新踏上格拉苏蒂。华特．朗格本身也推出过一个名为「Lange vorm Glashutte」的品牌，采用IWC以及Felsa机芯，但业绩并不算理想，但这些表也可以说承继了朗格的血统。

柏林围墙在1989年倒塌，1990年华特．朗格立刻将「Lange Uhren GmbH」公司名称以及「A. Lange & Sohne」品牌注册，他的动作也为格拉苏蒂的制表业注入强心针，没有了优秀的制表业，格拉苏蒂不过是一个小镇，但有了朗格这个大企业回归的消息，让所有以表为业的人都雀跃不已。当然，那是在德国统一的节骨眼上，华特．朗格立刻得到数量可观的求职信，几乎格拉苏蒂优秀的制表人才都对他招手。他以最快的速度取得了IWC人力以及财力上的支援，到格拉苏蒂成立核心工作小组，同时规划新朗格的未来，他放弃所有朗格现有的机芯，决意以传统工法打造前所未有的作品，也因为这样，惊动西方顶级表坛的一代名作〈LANGE 1〉直到1994年才推出，1995年开始席捲全球表坛。华特．朗格与IWC早期建立的友好关係在朗格复兴时期发挥了可观的作用，除了IWC，还有它背后LMH旗下品牌（如积家）的支持，从LMH集团派出的人必须向格拉苏蒂的制表师们介绍最先进的生产概念及技术，但又必须与拥有传统手艺的德系制表师结合，共同打造出最有价值的手表。